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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天下苗族第一县”：“村BA”爆火背后是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十大时光)探访“天下苗族第一县”：“村BA”爆火背后是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新网贵州台江10月23日电 题：探访“天下苗族第一县”：“村BA”爆火背后是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 周燕玲 袁超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村寨台盘村，对于篮球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见到村里高龄篮球爱好者陆大江时，他正打算前往“村BA”网红篮球场了解改扩建后的最新进展，“我家里还有球衣和篮球，新球场弄好后要约上老伙计们去一展风采。”
图为台盘村改扩建后的“村BA”球场。 唐哲 摄年过八旬的陆大江，精气神十足，谈及篮球赛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我们年轻那会儿，是在泥地上比赛，篮球架子是木头做的，没有篮球就用布缠一个；现在不一样了，不仅有好的场地，还有电子计分的球筐。”
图为台盘村改扩建后的“村BA”球场。 唐哲 摄坐落于苗岭山麓、清水江南岸的台江县，有苗族、侗族、水族、布依族等23个民族，其中苗族同胞占总人口的97%，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称。随着篮球运动的引入，上世纪四十年代，依托节日举办篮球比赛成为当地流传至今的传统，拥有1000余人的台盘村2022年就举办了上百场篮球赛，最多的一场赛事线下近2万人、线上有上亿人观看。
图为吴小龙在台盘村篮球赛上担任裁判 姚顺韦 摄从台盘村走出去的“90后”体育教师吴小龙，不仅是篮球爱好者，还是台盘村的篮球教练和裁判。在他看来，今夏火爆出圈的“村BA”，不仅使国内外观众看到了各民族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精神，也看到了台江的民族文化魅力和发展成就。
图为今夏火爆的“村BA”篮球赛。 姚顺韦 摄二十多年来，对于台盘村的变化，吴小龙如数家珍。“小时候村里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天晴扬起尘土一片，下雨泥泞不堪，沿街的房子也都是低矮木房，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扶持下，现在柏油路四通八达，大部分木房也‘晋身’小洋楼。”
最让吴小龙感到高兴的还是村里篮球场的变化，翻新后的球场不仅能同时容纳2万多人观看，篮球场还新增了运动员更衣休息室、淋浴室和卫生间。“过去村里厕所就是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栅栏围四边，臭气熏天、无处下脚。”回首往昔，吴晓龙直挠头。
图为“村BA”篮球赛比赛现场，观看球赛的民众加油助威。 余天英 摄说话间隙，吴小龙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房间说道：“听说那里是新建的媒体接待室，以后你们媒体来采访报道就方便多了。”
性格开朗的台盘村村民王再贵，村里举办篮球赛时担任赛事解说，他不仅用幽默有趣的解说让父老乡亲们看懂篮球，还把球场的氛围感拿捏得恰到好处，时常让现场的加油助威呐喊声，响彻整个小山村。
图为台盘村村民王再贵担任球赛解说。 袁超 摄“每年村里坚持举办篮球赛的目的不是为了火，无意之中火了之后，村民更加开心和自信了。”王再贵介绍说，村里举办篮球赛已有数十年历史，最开始是想让村民锻炼身体和增加感情，现在更重要的是传播篮球文化、增强民族团结。
“节日期间我们举办各种活动特别是篮球赛，主要目的是联络感情和加强交流，今年新疆和河南的朋友都来我们村打比赛。”站在一旁的陆大江接过话说道：自己年轻时与村民组建的篮球队曾叱咤各类比赛现场，并在各地比赛中结识了不少好朋友。
图为以前台盘村的篮球场。 台江县委宣传部供图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研究员许峰看来，篮球赛本身就是一个讲究团结协作的赛事，“村BA”赛事让小部分村民变球员，大部分村民变观众和啦啦队员，近两万在一起的“狂欢”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向心力、团结力不言而喻。
“‘村BA’不是一个村的篮球赛事，而是以台盘村为发端‘走出去’，让各民族和海内外民众共同嵌入到同一个磁场中的赛事活动。”许峰说，赛事不仅体现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诠释和践行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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